“1971年5月下旬，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电话忽然响了。”值班员把听筒递给正参加会议的罗青长，只听那头邓颖超压低声音：“小罗，恩来尿里见血，你们别让他熬夜，这事别告诉别人。”短短一句，罗青长心里掀起了大浪。谁都看得出优配无忧，总理透支的远不止身体，他把全部精力都压在几件要紧事上，其中最牵挂的，还是海峡那一端的台湾。
电话挂断，会议照常继续，周恩来忍着痛批阅文件，偶尔抬头问一句：“对台那条线，有新动静吗？”众人面面相觑，只有罗青长回答得干脆：“还在跟进。”在情报系统里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的他知道，这位老长官急得很，越是临近生命的终点，越想为统一打开突破口。
把镜头往前推，一九三四年，16岁的罗青长背着两尺来长的土枪，跟着红军走上雪山草地。饥饿困乏之际他曾把枪弄丢，被傅崇碧训得抬不起头；也亲眼见到三十多名女战士倒在乱枪之下，那股刺痛至死难忘。就在过草地前夜，一个重伤的小战士拉住他手臂：“罗青长，红旗得插满全中国。”那句话像火，烧在他胸口，后来无数次把他从危险边缘拽回来。
1938年，西安办事处的灯光整夜不灭。公开身份是机要秘书，暗地里罗青长要给敌后站点递暗号、转文件，还得盯死潜伏在周围的特务。吴德峰、戴笠手下人来查过多次，墙缝里搜不出一张纸，他一副憨厚相，心里却把线路全记得一清二楚。毛泽东看了他写的《三青团渗透报告》，点头说：“敌人的心思拐不过你的弯。”周恩来也拍他肩：“干得稳。”
几十年过去，罗青长由情报干事做到中央调查部部长，风声越大越沉得住气。1971年那场电话之后优配无忧，他对周总理的病情守口如瓶，只把工作节奏悄悄往前赶。可即便如此，周恩来仍将珍贵的体力用在批示“对蔡省三谈话要细查”这件事上，还在末尾连写四个“托”字。直到卫士把纸条拿走，他才合上眼歇一会儿，氧气管旁的指针不停晃。
1975年12月20日傍晚，305医院灯火通明。罗青长受召赶到时，总理高烧不退，挣扎着撑起头：“青长同志，想不到我一病成这样，还能见你。”一句话没说完，人又昏过去。守到凌晨，他终究没再醒。走出病房那刻，罗青长的手背湿透——这是他与领路人最后的交集，也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点名约谈部门负责人。
总理去世后，他留下两条嘱托：一是骨灰撒黄河入海口，二是别忘岛内那些朋友，尤其张学良、张镇。张学良众所周知，张镇却鲜有人提。1945年重庆谈判，宪兵司令张镇帮周恩来护送毛泽东安全返驻地，周恩来念念不忘。如今人已长眠台湾，但这份情谊，总理仍要后辈记着——“日后台湾回归，张镇的功劳不能丢。”
有人问罗青长：总理临终前那次谈话，他到底交代了什么？1993年他才松口：“周总理说，不要忘记台湾人民，也不要忘记同我们有过患难情谊的人。”寥寥数语，却把几十年心血交代得明明白白。对台工作，从来就不是口号，而是具体人、具体事，甚至具体坟茔。周恩来曾专门让地方保护蒋、陈两家的祖坟，还嘱咐给于右任夫人做八十寿宴。“感情牌”听上去软，却是最硬的心理战，打得对方无话可说。
再说那批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。1975年初，周恩来在长沙听取汇报，当即拍板先放二十五人。回京后他又加码，干脆全放，两百九十三名战犯重获自由。华国锋宣布：想回台湾也行，路费我们出。绝大多数留在大陆，理由很简单——共产党给了体面。当信息悄悄传到海峡彼岸，蒋经国只能暗暗皱眉：老周这一招，真挠到痒处了。
情报系统的行话叫“留一手”，可周恩来对统一问题从不留后手，该做的全做，该放的全放。罗青长明白，这是总理风格，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作业。1976年1月15日夜，他陪同工作人员乘专机，打开舱门把骨灰撒向祖国大地。飞机在黄河口盘旋，风一卷，灰白色粉末被吹向海面。罗青长鼻子发酸，他突然想到，几十年前过草地时，自己背的干粮也被风吹走过；命运兜兜转转，这一把骨灰含着的期盼，比当年的干粮更沉。
此后岁月，罗青长仍守在信息口岸，对台档案厚了一摞又一摞。有人笑他是“守灯人”，他只摆摆手：“总理那盏灯，不能灭。”话说得素，却铿锵。今天站在海峡两岸的对照表上看，那些血管一样的秘密通路、那些看似柔软的关照手笔，无一不是后来的底牌。当年电话里那句“别告诉别人”如今已成往事，但罗青长一直没说透的是——真正的保密，是把全部热忱守在心里，不张扬，却永远不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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